每一项授权的法律标准如何确立？根据授权和按照管理权限的关系如何理解？第三，派驻机构的角色及对监察对象的行为界限。

委任的范围和程度不统一，各类派驻机构的具体职权内容是不同的。可以说，对派驻监督进行国家权力的自我观察，厘清组织体上自我衍生的逻辑，是中国特色纪检监察学学科体系建构和体制构建所需的基本前提，是克服中国式国家权力自我监督面临的权威集中、信息分散难题、回答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之基本方案。

例如齐佩里乌斯认为，机关为国家承担特定任务是一个权利主体代理另一个主体（国家）的表现。作为派驻监督的组织，派驻机构在运行中要基于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合理厘定四项法律职责，并建立起派驻监督动态分类的活动秩序。代理在法律上是一种临时性的事务管辖权转移，也不符合派驻机构的常设组织的特性。它可以在不损害创设它的监察委地位的情况下，带动监察权威下沉和形成信息分担处理机制，尤其体现在日常监督和调查环节。由此，自我监督也并非没有边界，这必然会影响到派驻机构在微观和局部运行时自身的角色与行为界限。

同时它也是功能意义上的分层监测，即通过授权使得派驻机构在其范围内享有相对完整的监察权。（三） 派驻机构的内部法律构造作为间接机关，派驻机构对派出机关而言本质上是一种代表关系。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0年印发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在多处提及率先字样，而在首段即明确表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要充分发挥全国上下一盘棋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创造性，并非仅仅海南发挥其积极性使然。

以程序的视角观察可见：一方面，地方的国家机构有权提出中央需要研究、回应的议程。在立法领域，突破法律的限制而任意使用地方性法规调整税种税率是不合理也不合法的。灵活性一般是相对于原则性而言的。不过，他也提出承包人拥有较大的剩余索取权和自由裁量权。

(50)热心、热情是非常主观的，其客观表现就是争先。对于工作有直接管和间接管的不同处理，而对于地方国家机构则无法间接控制，中央和省一级地方国家机构之间也并无什么中介存在。

虽然限定了具体的领域和发展的程度，但他仍直言单一制已无法涵盖复杂多元的央地关系现实。(85)刘松山指出：这实际透出一个明确的含义：宪法中作为国家机构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是根据党内的民主集中制确立的，或者说，党把作为党内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运用于宪法的国家机构之中。与经济、教育等各类工作相比，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这件事除了必须由国务院直接做而不能授权给部委或者地方政府外，最大的不同是这件事并非国务院自己可以完全决定。决策之前决策者必须先听取意见和建议，而决策之后又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学者们对于该款所规定地方国家机构职权的性质和范围理解不一。在我国，中央国家机构拥有高度集中的宪定权力，而中央和地方的职权类型几乎重合。其第2款、第3款及第4款则分别规定了在国家权力的横向配置和纵向配置上如何体现这一原则。(61)毛泽东：《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61页。

(53)罗荣桓：《在民兵工作专业座谈会议期间的两次讲话》，载《罗荣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628页。党的中央组织的权力相对于中央工作机关等而言就是近乎无限的，全国人大是否享有这样的权力则不无疑问。

(28)韩大元：《论当代宪法解释程序的价值》，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4期。其第57条规定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二)上述学说的两大困境1.描述性概念难以直接转化为规范性概念周黎安早已认识到上述社科研究的问题所在，即其背后仍然缺乏一个内在一致的深层逻辑和内在机制。澳门特别行政区印务局所采用的中国《宪法》葡萄牙文译本同样使用了这两个词。当然，司法权具有鲜明的国家属性而非地方属性，对于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具有关键作用，央地职权划分问题在司法系统并不突出。(57)然而在本文的逻辑下，中央的积极性的确不能在该款原则中出现。(32)与这两种看法相比，王建学在另一处说的话可能更加重要。一方面是形式上的中央高度集权，另一方面则是将日常性的‘细事交由地方政府进行管理，并且力求将矛盾解决在基层。

虽然实行议会制的国家普遍保证政府所提法律案受到特别程序的优待，但我国不仅给予了国务院这种程序性的权力，而且将同样的权力给了中央军委、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59)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页。

(52)这是说主体自己想要做的事，对于自己不想做的事，发挥主动性、积极性的表现同样是提意见。⑥在法学界，林彦明确表示曾吸收借鉴上述研究成果。

(48)至于在单独说积极性时，则是争先的意思。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还进一步强调了，要完善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机制，省市县各级涉及党中央集中统一和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的机构职能要基本对应。

(84)参见王汉斌：《关于1982年宪法的起草过程》，载《法制日报》2011年3月29日，第3版。(74)这些安排当然也蕴藏着巨大的灵活性。而事实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为特定行政区域专门制定法律虽说确有先例，但毕竟凤毛麟角。但说到底，其实还是因为实际的需要，而打破整齐划一的要求。

(69)参见刘剑文：《地方税立法的纵向授权机制设计》，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即便该条第4款提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问题，它同时也规定了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原则，且没有涉及发挥中央的积极性问题。

一方面，地方的国家机构有权提出中央需要研究、回应的议程。因此很难说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的结构存在根本差异。

(79)马岭则认为宪法的民主集中制不是党的民主集中制。(28)以下笔者拟用程序的视角重新观察我国《宪法》第3条第4款的规定，试图为解释其意涵提供另一条进路。

一般而言，地方国家机构发挥其主动性、积极性，不会导致须由备案审查或合宪性审查工作机制纠正的问题。②笔者接受陈明辉新近提出的观点，认为职权在法律意义上即法定权力。在此条件下，地方的国家机构没有什么权力是不可被中央的国家机构单方面调整甚至取消的。

那么，如果有任何权力是地方人大可以行使而全国人大无法行使的，全国人大就不能在逻辑上被称为权力机关中的最高者。至少在权力的横向配置层面，蒋清华认为在政权联合体中，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被移用进来。

这些倡议、意见请同级党委审查批准后，下级党委就听了。就我国《宪法》第3条的文本而言，其第1款开宗明义地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意味着该条所规定的是适用于各级各类国家机构的民主集中制，而非仅是政府治理体系。

他说：国务院既可直接管理，亦可将管理权下放给地方政府，从而使自己在一定程度上退居领导地位。同时，社科学说概念彼此之间存在矛盾、冲突，也证明了其法学表达并不真有坚实的经验基础。